辛波斯卡是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诗人。她不拘特殊题材，偏爱描绘日常事物，避免意象负载过重，喜在万物关联中寻找诗意，表现人与宇宙，人与人，人与历史、真理之间的种种联系，享受智慧的绽放，使诗带有学术化、哲理化、散文化和漫画化色彩。诗歌语言毫不晦涩，幽默风趣，她不触动现代人们常有的孤独、恐惧感，然而读者能从诗中抽出隐秘的线索，感受她所暗示的生存奥秘，探讨其与众不同的写作，给中国当代读者和诗人一定的启发。

万物有诗，诗非寻常

——辛波斯卡的诗歌写作

　对诗抱有悲观态度的人大多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诗的年代，的确有不少人“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诗歌初学者每个年代都有，并不属某个时代的产物。也有人自认为诗歌应该深奥，为此不搭理读者，仿佛诗是生长在珠穆朗玛峰上的雪莲，每个意象都是绝顶的山峰，藏着特别的危险（含义），只有少数勇士才能攀登；而有的人用没有顾忌的口水迎纳读者，期待在调侃中发泄心中之怨，如此而已。

　　辛波斯卡的诗不是这样。她的诗不显地域特色，不写田园，不标榜城市；也没有阶级对立或妥协的政治意念。她不激动不抒情，不沉迷抽象的思考，但又不放弃思考。她的诗中有大宇宙，有自然界，有人以及人与人、人与万物的联系。最让读者开心的是，读她的诗尽量放松，在放松状态下才可能获得文字中的诗意。因为她的语言毫不晦涩，幽默且风趣，有时像在说孩子的幻想，有时又像在自语梦境，有时她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常事，普通不过的一次对话，不去触动现代人们常有的孤独、恐惧，然而读者能够从中抽出隐秘的线索，窥探她所暗示的生存奥秘。

　　一

　　男人们习惯女人谈论风花雪月，讨厌听她们谈学问。在诗歌中探讨学问，恐怕是辛波斯卡的一个创举。《对统计学的贡献》就是一个学术性诗题，诗人没有按学术规范写，只借用一系列的数字表现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她以人的做事和生存方式进行分类统计，类型达到18种，其中有“凡事皆聪明过人者”、“步步踌躇者”、“如果不会费时过久，乐于伸出援手者”、“始终很佳，别无例外者”、“能够不带妒意欣赏他人者”、“对短暂青春存有幻觉者”、“不容小觑者”、“生活在对某人或某事的持久恐惧中者”、“能快乐者”等，每一类后面大致都配上统计结果，有的是数字，非常具体。如有两节对比的“公正不阿者/——三十五人，为数众多”，“公正不阿/又通情达理者——三人”；她想通过数字对比，揭示这个世界上不少人存在着心理缺陷。又因她满怀人道主义，认为“值得同情者/——九十九人”，当然没有包括自己在内。最后的一项统计，“终须一死者/——百分之一百的人。此一数目迄今未曾改变。”她揭示死的必然。有的统计结果是估计的，有的忽略不计。她这样做不过是想使读者知道，这些统计不一定真是从社会中举证调查而来，但这些数字提供了诗人所看到的社会现象。比如“对短暂青春存有幻觉者——六十人，容有些许误差”；对“个体无害，群体中作恶者”，她提供的人数是“至少一半的人”，“为情势所迫时/行径残酷者/——还是不要知道为妙/即便只是约略的数目”。这些并不具体的字数和说明中有她的讽刺，也含着善意。

　　辛波斯卡在诗中还探讨过写作、文艺作品模式化等问题。《写作的喜悦》中开始展现的是如何描写母鹿穿过森林的场景。诗人解构虚构的故事后回到写作本身，说母鹿无法逃离的原因是，“埋伏在白纸上方伺机而跃的/是那些随意组合的字母，/团团相围的句子，/使之欲逃无路。”进而诗人引伸出对故事情节安排及写作意义的思考，“除非我发号施令，这里永不会有事情发生”。她相信作者有某种操纵某个生命的权力，但她自问：“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她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写作的喜悦。/保存力量。/人类之手的复仇”。这比用一些枯燥的术语来解释“何为写作”有意思得多。

　　辛波斯卡对文艺作品的模式化批评也借助诗歌，构思巧妙。有直接批评的，如《对色情文学的看法》中写到“在光天化日或夜色掩护之下，/他们形成圈子，三角关系，或成双配对。/伴侣的年龄和性别无关紧要。/他们目光炯炯，满面红光。呼朋引伴走入歧途。/堕落的女儿带坏她们的父亲”。有间接批评的，如《家族相簿》。诗人似乎一边为读者翻开了家族相簿，一边如实讲解着家族的情况。说到爱情，“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死于爱情”，“没有任何神话色彩”，没有“肺结核的罗密欧”和“白喉病的朱丽叶”，他们没有“半个受过单恋之苦，/满纸涕泪而不被回信”，也不曾“在雕饰典雅的衣柜里被勒杀，/当情妇的丈夫突然回来”！她的话不免让人想起那些流行的情爱感伤小说，她没有讽刺，但就像在讽刺。她淡化生活中的戏剧成分，把家族里的人写得再普通不过——“他们的哀愁自我消解，他们的日子飞逝。//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死于流行性感冒。”可见诗人更愿意接受普通人的平凡、快乐和疾病，厌恶矫情的成分。

　　“乌托邦”是政治领域的话题，在政治抒情诗中常常作为革命诗人的抒情理念，寄托超现实的理想。辛波斯卡用想象的方式设置一个场景来诠释这个话题。她把“乌托邦”假设为一座岛，岛上有“臆测精准”之树，有“显而易见之谷”，右边是“理性”所在的洞穴，左边是“深刻信念”之湖，“真理自湖底窜出，轻轻浮上水面”，“山谷上方竖立着‘无法动摇的肯定’。/从它的峰顶可俯瞰‘事物的本质’”。她毫不掩饰“乌托邦”的沉寂和无人理解，“纵有许多迷人之处，这座岛上却无人居住，/沙滩上零星的模糊足印/都无例外地朝向海的方向”。

　　辛波斯卡是一位女性诗人，她的诗歌并不以女性生活、情感为写作中心，也不以女权主义为立场。她很享受智慧的绽放，她是天生的非主流的幽默家。比如《一个女人的画像》中以女性为写作对象。她不像画家那样勾画人体的姿态或面部容貌。她以推理和假想的方式写出某一类或几类女性。“她一定乐于讨好。”这应该是女性的天性，撒娇使人怜爱。接着她写女性对男人、社会的态度。在这个前提下，女性有很多种可能，“乐于改变至完全不必改变的地步。/这尝试很容易，不可能，很困难，很值得”。女性被诗人推衍出多种命运。从她的眼睛变化，生儿育女的数量不一写出女性是多类型的，“天真无邪，却能提供最佳劝告。/身体虚弱，却能举起最沉重的负荷。/肩膀上现在没有头，但以后会有。/阅读雅斯贝斯和妇女杂志。/不知道螺丝是做什么用的，却打算建一座桥。/年轻，年轻如昔，永远年轻如昔”。她的诗歌没有一句宣传女权主义，却像在用诗诠释“女性”这一概念。辛波斯卡也写男性，不写具体对象。《健美比赛》中专注于参赛男性的肌肉，“从头皮到脚跟，所有肌肉都以慢动作展现。/他海洋般的躯干滴着亮油。/光鲜登场使出蛮力把肌腱扭成/，可怖的条状酥饼的人将脱颖称王”。诗歌突出肌肉的视觉效果，用通俗的比喻描绘他的身体，弱化对男性力量的赞美。更可笑的是，当比赛获得胜利，诗人还要调侃，“胜利时他高举粗壮的拳头/向维他命的功效致敬”，颠覆伟男子形象不说，竟使男性形象卡通化。

　　二

　　可以看到，辛波斯卡的诗歌带有学术化、哲理化、散文化和漫画化特色，与传统的抒情诗歌有明显差异。她不特意寻找宏大或伟大的写作题材，偏爱描绘日常事物，也不使事物以意象（色彩或造型）的方式出现，避免传统诗歌写作中使意象负载过重的倾向，她总是逐步描述事物的演变过程，再意外地揭示事物之间存在的种种关联。

　　如《在一颗小星星下》，这首诗与星星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却与宇宙万物有着深深的互映。诗歌的主题词是“致歉”。谁致歉？为谁致歉？为何事致歉？这是诗歌展开之处。致歉的主动者是“我”，为“必然向巧合”、“为谬误向必然”、“为战争”、“为伤口”、“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为真理、尊严、存在的奥秘，灵魂的失落道歉，“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等等，她的致歉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一政治事件，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性的弱点和人对社会的危害做出忏悔。诗中的世界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她用世界的广阔印证人心的广阔，最后，她还向“言语”道歉，“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描写爱情婚姻是女性作家的经典主题，辛波斯卡有写爱情婚姻的作品，但她主动避开浪漫主义诗人的伤感，诗题看上去就像一个演讲稿的题目，如《幸福的爱情》。她不向读者讴歌爱情，或似白朗宁夫人那样去倾诉炽热的爱。她非常理性地质疑：“幸福的爱情。是正常的吗？/是严肃的吗？是有益的吗？/两个存活于自己世界的人/会带给世界什么好处？”她的诗歌相当的严肃，并做出一个不幸的妇人的样子去指指点点那些幸福的恋人，“你听他们的笑声——真是刺耳。/他们使用的语言——清楚得让人起疑”。这种嫉妒情绪的模拟，是带有反讽效果的，诗人故意这样，好像要随大众一同去拆解纯真的爱情，“不靠真爱也能生出天使般纯真的孩童。”她还强调，“它绝不可能长久地住在这颗星球上，/因为它鲜少到访。”因此她建议“就让那些从未找到幸福爱情的人/不断去说世上没有这种东西//这信念会让他们活得较轻松死得较无憾”。诗人特别与众不同地表现出对爱情的怀疑，反而使读者意会，真爱在世间并不多，人们有时要找各种理由安慰自己。

　　《金婚纪念日》中，诗人以旁观者身份描写一对夫妻从恋爱到婚姻的磨合、融洽的一个过程，“他们一定有过不同点，/水和火，一定有过巨大的差异，/一定曾互相投去并且赠予/情欲，攻击彼此的差异。/紧紧搂着，他们窃用、剥夺对方/如此之久/终至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在闪电离去后，透明清澄”，在此之后，夫妻“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差异交会成雷同”，“几乎分不清谁是谁”。诗人为此表现担忧，用疑问和数字提问：“这两人谁被复制，谁消失了？/谁用两种笑容微笑？/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谁为两个头点头？/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两个人的唇边？谁剥下另一个人的皮？/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纠结于谁的掌纹中。”她看到了相爱发生的变化，两人消灭个性，变成一体。这是否就是爱的终结呢？诗人并不以童话中那种“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为结语，她继续讨论爱的结局。诗的最后，她用“他们两人看到一只鸽子飞到窗口歇脚”的场面，暗示相爱的两人最终会像这只鸽子，变成形单影只的孤独者。婚姻无法最终解决人的孤独。

　　三

　　不停留在对事物的描绘或感知上，透过现象而寻找非寻常的答案，这是辛波斯卡与多数诗人不同之处。中国传统抒情诗注重物我之间的关联，王国维认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有我之境，则为“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34），这是诗歌写作最常见的一类。中国诗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除了描写自然，寄托个人情绪，还喜欢通过诗歌表达对家国、政治、民族存亡、社会问题的种种感情和态度，诗歌中以宏观主题为多，直到年代后，诗歌转向个人写作，个人世界的私语才得以在公众化中发生，但又导致了一部分诗人的自恋倾向。在西方现代诗中，里尔克、艾略特、叶芝等在诗歌中较多引用宗教及文化典故，使异教徒和所受文学教育不深的读者感到诗歌的费解。存在主义者的诗歌里，人多表现为渺小、无力和虚无的存在，各种诗歌思潮，形成了诗歌写作的常规。辛波斯卡的诗并非某个形象的结晶，她也不把意象像砖头那样叠加。

　　如《云朵》，中国诗人一般把“云”当意象处理，要么以颜色来表明心情，白云象征纯洁或欢快的心情，乌云代表世界的黑暗和心境忧郁；要么以云的变化来比喻人生无常。辛波斯卡写“云”也联系人生，也写云的变化，但她说“要描写云朵/动作得十分快速——/转瞬间/它们就幻化成别的东西”，她强调“云”的特性，把“云”比拟成不可靠的事物，“它们怎么可能见证任何事情——/一遇到事情，便溃向四方。//和云朵相比，/生活牢固多了，经久不变，近乎永恒”，她似乎借云来调侃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云朵旁，/即便石头也像我们的兄弟，/可以让我们依靠，/而云朵只是轻浮的远房表亲”，她不以云的变化而惆怅，只因它的不定感到无所寄托，最为反传统的是，她不强调云与人的关系，而是解开或割断这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它没有义务陪我们死去。/它飘动时，也不一定要人看见”。

　　又如写动物，中国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天狗》把天狗当成自由精神的象征，德语诗人里尔克笔下的豹就表现了人类被捆缚的命运，辛波斯卡笔下的动物被人化，却是寓言性的，在《颂扬自我贬抑》这首诗中，她给各类动物、昆虫以品性的描绘，“秃鹰从不认为自己该受到惩罚。/黑豹不会懂得良心谴责的含义。/食人鱼从不怀疑它们攻击的正当性。/响尾蛇毫无保留地认同自己。//胡狼不知自责为何物。/蝗虫，鳄鱼，旋毛虫，马蝇/我行我素其怡然自得。//食人鲸的心脏也许重达百斤，/和其他不为相比却算轻盈”。诗人对这些野兽、昆虫进行一一的点评，让人感觉到诗人与它们生活在一起，互相知晓品性。也许，它们就是人间的某类形象。但诗人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批判这些生物，她想在这样的罗列中显出自然世界中弱肉强食的面目，因为她说到：“在这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上/诸多兽性的征兆当中，/无愧的良知排行第一。”这首诗具有教谕性，但它以寓言的形式，像幼儿园阿姨对幼儿采用启发的方式表现出来。

　　辛波斯卡描写人的诗，有的由人生横截面组成，有的以众声喧哗表现一个场面，有的安排一个小情节、一小段对话，在句与句之间留下空白，使诗歌戏剧化。如《越南》，这是一首带有政治色彩的诗。在诗歌中，诗人不做价值判断，既没有谴责，也没有歌颂，只是通过没有人称的对话展开。诗一共由十句问话和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组成，其中九句的答案都为否定。问题有关妇人的名字、生日、从哪里来，来了多久，为什么要挖洞，支持哪方，家乡是否还在等。不知是妇人无知还是戒备，她回答的都是“我不知道”。唯独问起“这些是你的孩子吗”她给予了肯定的答案。诗歌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展开外貌、细节或心理描写，只有简单的问与答。就在这简单的问题和单调的答案中，可以想象，这位妇女也许根本不了解战争的起因、意义等，可是她是一位知道要保护自己孩子的伟大母亲。

　　四

　　日常事物，在辛波斯卡看来，无一不可入诗。她写沙子，也像人们那样“一粒沙看世界”。但她要告诉人们“沙”和“粒”是人们的命名，不是它的自称，“没有名字，它照样过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独特的，/永久的，短暂的，谬误的，或贴切的名字”，她调侃人们给事物命名，赋予万物太多的情绪色彩，把世界变得复杂化。《衣服》这首诗，也是对人类过多包装的调侃。给衣服进行各种材质的分类，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穿上、脱下各种款式的衣服，以至于得病。医生的叮嘱，使穿衣的人更加紧张，除了穿衣，“用颤抖的双手绑紧，系牢/鞋带，扣环，粘带、拉链，扣环，/皮带，纽扣，袖口，领口，领带，扣钩，/从手提袋，口袋，袖子抽出/一条突然用途大增的/压皱的，带点的，有花纹的，有方格的围巾”。诗歌带有一种漫画式的突兀风格。

　　诗人看到希特勒的照片，并不像传记作家那样从他的结局去推测他的童年，以证实人性之恶，她设想他早年的童真和可爱。“这会是谁的小手、小耳、小眼、小鼻子？”“可爱的小天使、妈咪的阳光，甜心宝贝”，“活蹦乱跳的男孩，谢天谢地，十分健康，/长得像他父母，像篮子里的小猫”，女性诗人虽然是波兰人，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国家立场看，她应表现出与希特勒同仇敌忾的姿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这个国家被苏德瓜分，使她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但她是一位成年女性，看到小孩子的照片，尽显母性情怀，把被社会唾弃的纳粹分子、杀人恶魔还原到童真时期。我想，诗人并不想在诗中探讨政治立场，她想探讨的是人性，希望人性的原初是“性本善”。把一个可爱的男孩为何变恶的问题交给读者去思考。在她眼中，世界万物都不只有一个面目，就像她写《天空》一样，被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她要强调它的多样性，“粒状的，沙状的，液态的/发炎的，挥发的/一块块天空，一粒粒天空，/一阵阵，一堆堆天空。/天空无所不在，/甚至存在于你皮肤底下的暗处。/我吞食天空，我排泄天空”。

　　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一些物体、事件，在她的诗歌中常常显出异样的风貌。《履历表》，我们常常只把它当作表格，没有考虑过它为何存在，与人到底有什么关系。辛波斯卡可以从中抽象出人生，“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她不无幽默地把表格中所漏掉的人生发掘出来，以显示表格的形式化，“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会员资格，原因免填/光荣记录，不问手段……//悄悄略去你的狗，猫，鸟/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人生的多样性复杂性，被一张表格简化，而这张替代了人的存在的表格最后可能被淹没在“碎纸机嘈杂的声音”里。她描写的《葬礼》没有悲痛和流泪的场面，就像人们在街头相遇，众声喧哗，有聊死者的，也有人聊与死者无关的话题，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和琐事，如谁发表演讲，谁到国外，车身喷漆的价格，牧师的长相等。

　　辛波斯卡不避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她的诗歌没有口水化，仍属于可朗读的文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诗人不少用口语写作，但只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忽视口语也可以营造出节奏的美，于坚曾提出过“诗歌是朗诵的断头台”这类比较极端的语言观。辛波斯卡不拒绝诗歌的朗读，即使在表现无趣的朗诵会的《诗歌朗读》这首诗中，她都营造出诗歌的节奏。诗写的是一个缺少听众的诗歌朗诵会，“蜂拥而至的群众在那里？大厅里有十二个人，还有八个空位”，仅有的听众“女士们喜欢叫喊狂吼”，那读诗的人，是“当不成拳击手而成了诗人，/一个被判终生苦学雪莱的人”，第一排的听众，是位“和蔼的老人”，正“轻声打鼾”，梦着活过来的妻子“为他烘焙水果馅饼”。这个场面跟严肃的朗诵会好像没有关系，可是诗人不断地在句子中加入“噢，缪斯”，使它有时代表惊叹，有时代表肯定，有时代表叹息，有的代表开始的信号，即便读者在阅读文字时都能想象它在不同语境中所呈现的不同声调和情感色彩。

　　年辛波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在演讲《诗人与世界》中说“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真正的诗人，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的或正常的，这足以解释她诗歌的睿智。透过她的诗，读者可以看到世界不寻常的另一面或多面，看到事物内部的曲折和复杂，真正使读者思维活跃，眼界大开。